“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模范人物事迹

发布时间:2018-10-30    浏览次数:7786



为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关于在全省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川组通【2018】59号)要求,大力学习宣传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新时代典型,学院专题展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模范人物事迹。


【“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


       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12月-2009年10月)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感人事迹


克服重重阻碍艰难回国

上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可以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直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现在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知道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知道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直到1955年,通过祖国政府的帮助,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的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钱学森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中国人,中国心

钱学森的一生是辉煌的,作为爱国者,他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冲破层层阻力回到中国;作为科学家,他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钱学森说过,他一生有三次最为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是在得知美国方面最后肯放他归国,第二次是在得知自己将会同焦裕禄、孟泰等人,一齐列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第三次是在建国十周年的那天,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期间,他将自己在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掌握的丰富知识,运用到导弹、火箭、卫星的研发制造上。他还主持并成功地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参与了对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

钱学森被世界公认为世界航空技术的开创者、重要技术的奠基人和控制工程学的开山鼻祖,他是应用数学、应用力学等学识领域的领袖人物,他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学识上留下了创造性的贡献。

钱学森一生留下了《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不朽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先后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的称号。

钱学森为中国导弹、航空、火箭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付出了40多年的努力,有着中国导弹之父、火箭大王、中国航空之父的荣誉称号。在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随后,钱学森又担任中国科学家协会的名誉主席。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授予他“两弹一星”勋章。



       郭永怀    

郭永怀(1909年4月-1968年12月) 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郭永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为发展导弹、核弹与卫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该群体中唯一 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已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布公告,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


  感人事迹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


“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学子有感于建设祖国的重任,纷纷踏上归途。先一步返回的钱学森多次发出邀请,1956年9月底,郭永怀携全家动身归国。

郭永怀回国后长期主持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 958年,郭永怀参与创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不可或缺的尖端科技人才。

他的学生、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一直记得1962年第一次见到郭永怀时的情景。当时,郭永怀对他的两个研究生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戴世强说,郭永怀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作为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在中科院力学所,在中科大,在九所,到处可以看到他的“铺路石子”精神结出的硕果。

“两弹一星”元勋中的烈士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批中国科学家突然“神秘消失”,隐姓埋名投身于我国的核武器研制。郭永怀就是其中一位。

1960年,郭永怀负责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两弹”研制所在的青海基地,海拔3000多米,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50多岁的郭永怀经常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喝碱水、住帐篷、睡铁床。

在此期间,郭永怀同时参与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由于长期从事绝密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郭永怀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要礼物,他只好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礼物。

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带着第二代导弹核武器的一份绝密资料,匆匆乘飞机从青海基地赶往北京,飞机不幸坠毁。找到遗体时,在场的人失声痛哭: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费了很大力气将他们分开后,那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就夹在俩人中间,数据资料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22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氢弹的武器化得以实现。



    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1986年)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他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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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娃娃博士”

邓稼先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5岁入小学, 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读理论物理。

“七·七”事变后,邓稼先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取得学位9天后,这位“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许身国威壮河山”

1979年,在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销声匿迹 8年的单身汉生活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

邓稼先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最后一枚奖章

邓稼先一生功勋卓著,获奖无数,他生前的最后一枚奖章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获得的。1986年7月17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全国总工会书记罗干、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朱光亚、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等领导,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向邓稼先颁发全国劳动模范证书和奖章,以表彰他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工作和核事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这是“七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第一个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出的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 

就在戴上这枚奖章的12天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奉献了一辈子的中国核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对妻子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新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故事】


 

黄大年(1958年8月—2017年1月)

用生命叩开地球之门的海归教授。

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开启了中国的“深地时代”,填补了“巡天探地潜海”多项技术空白。正如他所说,“祖国帮我实现了大学梦、出国梦,是时候为她实现中国梦了。”黄大年如同一朵奔腾的浪花,在时代的洪流中留下耀眼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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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这是一位青年在大学毕业时写给同学的一句话。他叫黄大年,那一年,他24岁。

26年后,黄大年成为了航空地球物理领域的顶级科学家,他主持研发的许多成果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一年,他50岁。

就在这一年,我国开始实施千人计划,得知这个消息后,黄大年说服妻子卖掉经营的诊所,留下还在读书的女儿,回到了母校吉林大学。

回国后的第6天,黄大年就与吉林大学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为第一批回到东北发展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他带着先进技术,重点攻关国家急需的“地球深部探测仪器”。这种设备就像一只“透视眼”,能“看清”深层地下的矿产、海底的隐伏目标,对国土安全具有重大价值。而这样的高端装备,国外长期对华垄断或封锁。

从零开始的黄大年,带着研究团队日夜奋战。他出差始终赶最晚的那一程,这样就不耽误白天工作;同事经常两三点钟接到他的信息,得知新的任务。

和家人聚少离多,让黄大年心怀愧疚,他在朋友圈感叹:“可怜老妻孤守在家,在挂念中麻木,在空守中老去”。

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技人员,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万米科学钻——“地壳一号”,自主研制综合地球物理数据分析一体化的软件系统,提高国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的制造能力。

2016年12月8日,黄大年因胆管癌住进医院。即便在病床上,打着吊瓶的黄大年还在改方案,给学生答疑解难。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逝世。众多师生带着伤痛和怀念,默默垂泪,悼念送别。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黄大年            




 

李保国(1958.2-2016.4.10)

河北省武邑县人,中国知名经济林专家,山区治理专家。

李保国很“拼”。他扎根山区35年,每年深入田间地头200多天,行车4万多公里;他承担了8门研究生课程和3门本科生课程,却从未调过一次课;他1998年查出患有较严重的糖尿病,2007年确诊患上疲劳性冠心病,却始终没有慢下来歇一歇,忙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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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干事的,不是来享福的”

谈起李保国,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村党委农业支部书记感慨万千:“一个大学教授,来到我们这个小山村,住在这里,和村民一起干活儿,带领我们治山,教我们种果树,帮我们致富,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提出过特殊要求。这样的教授太少了!”

李保国经常身穿一件灰色的大衣给群众讲课,衣服上补丁摞补丁。家人和朋友看着过意不去,想给他换件新的。李保国却说,西装革履的样子,怎么和农民坐在一个板凳上?我是大学教授,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别人能吃得了的苦,咱怎么吃不了?只要百姓富,吃再多的苦都值!

寒冬腊月,天寒地冻。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够听到冬季修剪技术,50多岁的李保国爬到树上为学生授课,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在李保国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学生、教师走出课堂,投身科技扶贫工作主战场。

“做有意义的事情,是人生一大享受!”李保国经常与妻子“谈人生”。  李保国先后患上重度糖尿病、冠心病,但这并未干扰他深入山区的行程。

李保国深知疾病的危险,但他更怕自己的时间不够,所以他才更加拼命,直到油尽灯枯。

“我是来帮农民脱贫致富的,不是来追名逐利的”

有人对李保国说,一个大学教授的价值和“名气”是靠论文堆积起来的。你这样整天往山里跑,耽误多少事?以后怎么和别的教授坐在一起?

但李保国不这样想。“我是来帮农民脱贫致富的,不是来追名逐利的!我只图太行山的老百姓能早一点过上好日子!”

为了引领太行山百姓脱贫致富,李保国全身心投入山区开发治理和经济林栽培技术研究,先后完成山区开发研究成果28项。他在太行山区推广林业技术36项,累计增加农业产值35亿元,建立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桃栽培等技术体系,培育出多个全国知名品牌。

果农富了,果农笑了,李保国内心得到莫大满足。尽管这些成果在学术界似乎并不那么被看好,可在太行山老百姓心中却是大名鼎鼎。

李保国在太行山30年的时间里创建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被认为是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受到该地区居民的爱戴,被村民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南仁东       

南仁东(1945年2月-2017年9月)中国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历经了22年的风雨,巨型“天眼”终于向世界睁开,让中国的射电天文学一举领先世界水平10到20年。然而,就在“中国天眼”运行将满一年、首批成果即将出炉的时候,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72岁的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却悄然离去,这位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天眼”、被尊为“中国天眼之父”的老人,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


  感人事迹


一个神奇的老头

“他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不讲究。”一位学生这么形容南仁东。

FAST工程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张蜀新对记者说,南仁东是一个很有个性、爱美的老爷子。他说,老爷子的审美很好,“你看FAST多漂亮。”。

这样一个爱音乐、爱画画,常年留着小胡子、爱穿西装的“讲究人”,却是个相当随性的老头儿。他爱抽烟、爱喝可乐,还经常往西装口袋里装饼干,而又忘记拿出来,过段时间一看,全都成饼干末儿了。

他精干、率性、气场强大,姜鹏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但一看他就是头儿,甚至有点像土匪头儿”。

他给学生发邮件都自称“老南”,也让大家直接这么叫他。而大伙儿私下里更爱喊他“老爷子”。

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身任FAST工程“总司令”的他竟成了现场与工人最好的朋友。同事们回忆,南仁东常常跑到工棚里和他们聊家长里短,他记得许多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干哪个工种,知道他们的收入,知道他们家里的琐事。他经常给工人带些零食,还和老伴亲自跑到市场给他们买过衣服。而工人们也完全不把他当“大科学家”,甚至直接用自己吃过饭的碗盛水给他喝,像家人一般不避嫌。

FAST是他的生命

同事们都说,FAST是他用生命换来的。长时间的巨大压力,压垮了身体的免疫系统,令南仁东原本健壮的身体不堪重负。

FAST是我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窗口”,让中国有了一个领先世界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面前,南仁东当仁不让,挑起了重担。

“这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FAST立项后,南仁东多次和我提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说不敢有半点疏忽,项目做不好没办法交代。”共事多年的老同学,FAST工程顾问、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道。

20多年来,南仁东始终以超强的责任感来应对超负荷的工作量,癌症发病后仍然坚持工作。这在斯可克看来,是一种不惜以命相搏的悲壮。

在FAST,南仁东是最勤奋的人,基本没什么节假日,每天都要处理上百封工作邮件。他常给同事们算一笔账:“如果因为工作没做好,FAST停一天,就等于国家白扔了12万。”

这让一贯洒脱的南仁东也有了寝食难安、手足无措的时候。“也许是他背负太多的责任了。”他的学生、助理姜鹏说。那是许多人都能回忆起来的FAST经历的一场重大技术风险,即索网的疲劳问题。2010年,工程从知名企业购买的十余根钢索结构进行疲劳实验,结果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的使用要求。

姜鹏说,“当时,台址开挖工程已经开始,设备基础工程迫在眉睫,可由于索疲劳问题,反射面的结构形式却迟迟定不下来,可想‘老南’的压力之大。”

南仁东总是说,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姜鹏说,他不在乎名利,不然也不会放弃日本的高薪,对于院士的名头也相当淡然。“自从认识他以来,没见过他为任何事情低过头。但他自己却说,他低过头,就是为了FAST立项”

2014年,馈源支撑塔开始安装,南仁东立志要第一个爬上所有塔的塔顶。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他真的一座一座都亲自爬上去了。回想起南老师在塔顶推动大滑轮的情景,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李辉不禁感慨:FAST就像是他亲手拉扯大的孩子一样,他在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拥抱望远镜。

在FAST竣工落成的当天,南仁东站在FAST圈梁上,望着“初长成”的大望远镜,憨厚地笑着,欣慰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


    钟扬      

钟扬(1964年5月-2017年9月)湖南邵阳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钟扬不仅是一位肩负着使命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好老师,他把一生献给了国家生态安全事业,他用生命在祖国大地上,播种下希望,播种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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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不渝,援藏不仅是奉献

2015年,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钟扬突发脑溢血,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医。在被救治苏醒后上,他口述写下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这十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青藏高原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钟扬急切地想盘清西藏的生物“家底”。在野外考察途中,他多次看到过往的车辆冲出盘曲的山路,掉下悬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就躲在山窝子里;还有几乎所有类型的高原反应……这些,钟扬几乎都经历了,但是他都坚强地克服了。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去。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钟大胆”。

在钟扬看来,若想可持续地促进西藏地区的生物学发展,还需要培养人才,为西藏打造一支科研“地方队”。16年间,他为西藏大学申请到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位长江特聘教授,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并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援藏,不仅是奉献,更是与当地师生一起,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钟扬这样说,更是这样做。

爱生如子,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钟扬常说,“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他的心里始终将学生放在第一位。十几年来,钟扬坚持身体力行带学生到野外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在阿里地区的一次野外考察中,一个学生缺氧晕倒了。“吸氧,快给他吸氧!”钟扬喊道。到了半夜,极度劳累的钟扬也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学生挣扎着拔掉氧气管试图换给钟老师,结果被他一把阻止了:“别动,都这么大的人了,这么不讲卫生,快点插回去!”在学生眼里,钟老师充满仁爱之心,又总是风趣幽默。那一夜,没有人知道钟老师是怎么熬过去的,但是等到朝阳升起,他又有说有笑地与学生们踏上了征程。所有的学生都吃过他做的饭,一半以上的学生在他宿舍里住过。多少个野外考察的清晨,都是钟老师冻得嘴唇发紫、忍着身体不适,赶早起来为大家生火做饭。

钟扬把每一个学生都看成一颗宝贵的种子,他曾将一名患肌无力的学生毅然收为自己的博士生。这名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成后说:“我今天很激动,特别要对钟老师说一声谢谢!他的胸怀,像青藏高原一样辽阔,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坚强与拼搏,看到了对生活和事业的挚爱。我期望有一天,也能到青藏高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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